企业高层、中层、基层管理的职责及操作心法（上）

一、管理的层次

在企业管理当中，人们关注的是管理的机构，即所谓部门的组织结构，而忽略管理的层次。殊不知，只有把管理的层次设定好，才能够进一步探讨管理的机构。

一个重要原因是，人们沿用行政当局和行政体系的思维来思考管理层次问题，而忽略了用管理当局和管理体系的思维去思考管理层次问题。在管理体系下，不同的管理层次有其自身的功能和作用。

高层管理、中层管理和基层管理，相互依存、相互作用，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，支撑企业分工一体化的关系体系，支撑企业的价值创造流程和能力。

如果我们在管理上没有清晰的认识就很容易犯错误，很容易在管理层次的定位上背离企业长期生存发展的要求。一旦管理层次定位发生偏差，整个体系就很难逆转，形成一种内在的失败逻辑，不可逆地把企业拖向失败。

如《失败的逻辑》一书中所说， 失败不是晴天霹雳，突然降临的，而是从一开始就在系统中植入了失败的种子。 随着系统的发展，失败的种子会在那里生根、发芽、开花和结果。不仅吸收系统的营养，而且还会不可逆地把系统拖向失败。具体而言，企业会走上业绩导向的不归之路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 管理不是一种观念，更不是一种常识，而是一套系统的知识，其中大部分知识不为常人所知，还没有成为常人习以为常的知识。 很多企业在管理层次上重蹈覆辙，却不知道错在哪里，更不知道从一开始就错了。

二、管理的三个层次

很多管理学教科书都会说，受管理幅度的影响，管理需要有管理层次。 书中一般会根据经验告诉大家，一个管理者只能管七个人。 言下之意，超过七个人就要增加一个层次。

这就给了学管理的人一个深刻印象：原来管理的层次是这样来的。一旦这种说法变成常识，人们就不再深入思考了。不再思考什么是管理的层次，管理为什么需要层次等。

很多人一直误认为，管理的层次就是管多少人形成的层次。

如今，人们开始关注组织扁平化的话题，却不知道从何入手解这个题，压根儿不知道叠床架屋的组织从何而来，它的内在动因是什么。概言之，不知道管理层次的概念和原理是什么。

西蒙对管理层级的理解是上位决策，下位执行，似乎各层级的存在是为了落实上级的决定和命令，为了把决策转化为行动，西蒙还停留在行政权力系统的科层制思维上。

在这种思维框架下，几乎不需要讨论各管理层次的功能和职责。行政化的科层制结构，适合于以往的时代，并不适合于现代。自1900年以后，产业社会已经变成一个高度社会化分工的体系，每个企业只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环节，各个企业之间形成高度依存的关系。这就是德鲁克所说的功能型社会。

在这个功能型社会中，每个企业都必须参与到这个分工一体化的关系体系之中，提供有限的产品或服务，依靠这个体系维持自身的再生产循环，并为社会的再生产提供支持和帮助。

企业与社会，两者相互依存、相互作用。借用波特的产业链思维来说，每个企业都是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，与上下游企业以及最终的消费者共同构成了一条产业价值链，形成一系列的供求关系。

一个企业有没有存在价值，主要看其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地位和作用，只有上下游企业乃至最终消费者都离不开你的时候，企业就有了存在下去的价值和理由，也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。

企业必须在产业价值链上形成功能并发挥作用，成为产业社会中的一个功能型机构。也就是说，企业在产业链上必须要发挥功效，要有创造价值的能力。这种创造价值的功效和能力，来自企业内部的价值链或价值创造流程，来自分工一体化的关系体系。

管理存在的目的，是支撑企业的价值创造流程。管理体系的各个层次，从高层、中层到基层，自上而下，逐层支撑着企业的价值创造流程。

因此，企业必须从行政化的官僚体系或科层制中解脱出来，按照价值创造流程配置管理力量，并使管理体系的各个阶层围绕价值创造流程展开运作。

随着供求关系的逆转，知识劳动者在价值创造流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。金钱本位的时代一定会被知识本位的时代所取代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，一定会被人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取代。

与此相联系，自上而下的行政化体系，一定会被自下而上的管理化体系所取代。可以断言，在知识劳动为主体的企业中，如果现在不完成这种转变，那么到了互联网时代，想转变都没有条件了。

互联网时代的管理更趋向于扁平化和流程化，过去那种上传下达的官僚体系及专业职能平台，在互联网时代将失去存在的价值，即所谓跨中间层或去中介化。

首先，基层管理的职责是使工作者有成就。

每个基层经理人，要提高工作者承担责任的能力和意愿，帮助他们做好工作，并使工作者能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。这就是所谓经理人管的事。

其次，中层管理的职责是使系统有效率。

每个中层经理人，要不断强化价值创造流程的内在统一性和外在适应性。为基层工作者提高工作效能创造条件。同时，为高层工作者选择正确的事情去做或做出正确决策提供依据和保障。 正确的思想和解决问题的办法，通常来自一线人员，来自与顾客打交道的现场人员，来自实际做事情的人员。

最后，高层管理的职责是使企业有前途，使分工一体化的关系体系有未来。

每个高层管理者要不忘初衷，在使命的召唤下坚守本行，努力使企业的能力与顾客的需求之间产生良性循环。 要想做到这些，必须从根本上唤起全体知识劳动者的良知和良心，站在公司或共同体的立场上努力工作，发展自我。

管理的三个层次有各自的功能和职责，不仅纵向要衔接，而且横向要打通，形成三个层面。值得一提的是， 在三个层面之间，不应该有自然的晋升通道，更不应该有自然上升的自动扶梯。

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引导经理人员走职业化和专业化的道路，强化在各个层面上的横向合作，避免经理人员的纵向攀附和投机取巧，从而抑制圈子文化、山头文化与官僚文化。这在东方文化以及官本位的国度里尤为重要。

三、高层管理的职责

如何使企业有前途？

梅奥诊所的实践是， 最大限度地唤醒知识劳动者的良知和良心，充分发挥他们的天赋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全心全意地为顾客或患者服务。

巴纳德认为， 一个企业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两个条件，即共同的目标与协同的意愿。

两个条件相比较，建立“协同的意愿”这个条件很难，“共同的目标”则相对容易。

所谓共同的目标，应该包括使命、愿景和战略。

高层管理者或管理当局，也许需要阶段性地审视自己的使命和愿景，包括 使命和愿景是什么，应该是什么，可以是什么等。但一般不会随意更改，尤其基于理论思考的选择。即便要做出调整，也只是在战略上调整一下路径和节奏，更多的是强化战略资源的配置，强化经营模式上的薄弱环节等。

这些战略上的调整，最终的落脚点是支撑经营模式的价值创造流程。

借 用德鲁克的说法，通过强化经营模式及价值创造流程，使现实见利见效，并拓展未来战略的自由空间。

战略不是做未来的事，而是要做现实的事，要立足于现实的事情，使现实的事情，做得更具有未来的战略意义。

相比之下，唤起普遍的协同意愿，持续提升企业的能力，在空间上更具有全局性，在实践上更具有长远性。梅奥诊所的选择是正确的，也是它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。

唤起知识劳动者的协同意愿，是当今产业社会的一个大难题，有赖于企业制度的创新。

可以说，只要唤起知识劳动者的协同意愿，任何企业都有存在的价值，都有活下来的理由。很多医疗机构都参访过梅奥诊所，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梅奥诊所的每一个人，包括医生和护士，都能够自觉自愿、自动自发地在为顾客或患者做服务，紧张而有序，且没有指挥和命令。

每个人的眼里都有活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，知道怎样做、做到什么程度，才能让顾客或患者获得良好的治疗和体验。

按照德鲁克的说法，董事会或管理当局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对全体员工的良知和良心进行管理。

他认为， 一个企业只能在精神境界的范围内成长，只能在从最高层领导到最基层员工都认定的精神境界范围内成长。要想使一个企业持续成长，必须不断地提高全体员工的精神境界。

很多企业不禁要问，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？管理学有很多 耳熟能详的说法和招数。例如，通过企业文化建设，倡导一些核心价值观和企业精神，来提高员工的境界和意识。但收效甚微。

后来有人说， 只有善待员工，才能让员工善待顾客。戴尔公司CEO戴尔就说过这样的话，要想让员工像老板一样工作，就必须给员工像老板一样的感觉。这是否就是对“善待员工”的一种注解呢？

很遗憾，戴尔只是说说而已，他的员工和其他公司没有什么区别，星星还是那个星星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。不过梅奥兄弟成功了，他们的做法很绝，把全部资产都捐给了公司，并放弃剩余价值的索取权。开句玩笑，既然不能让全体员工像老板一样富有，但可以让老板像员工一样一无所有。

梅奥兄弟为这事思考了很久，最终想明白了， 要想让知识劳动者为共同的事业努力工作，老板必须首先做到一心一意为共同的事业做贡献。

如果老板想的是如何挣钱，挣到更多的钱，那么知识劳动者也只能这么想，自己如何在企业中挣钱，挣到更多的钱。老板自己想着挣钱，以为有了钱就可以驱使更多的知识劳动者站在公司的立场上，去实现老板刻画出来的伟大理想和愿景，这不合逻辑。

何况梅奥兄弟的愿景是很大、长远和神圣的。必须拿出足够的诚意，来表明姿态，放下自我，彻底站在公司的立场上，真心邀约各位志士同仁，共同追求美好的前景。

梅奥兄弟非常清楚，这不是什么道德垂范，这是最基本的社会和经济的法则。否则，无法唤醒术有专攻的医生和聪明绝顶的经理人员。

梅奥兄弟想得很明白，单凭兄弟两人之力，很难在医疗行业干成大事业。1896～1919年，他们想了20多年才下定决心，为了公司的未来，悉数捐出名下的资产。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成功只此一举。

这与其他企业“500大”“500强”“500年”的愿景不同，它们追求的是规模和数字指标，多少和共同挣钱、利益交易沾一点边。那些企业不敢像梅奥兄弟那样放那么大的招儿，摆那么高的姿态。

这样做，也许可以感化和感召全体员工，但最终能不能做到，兄弟俩并没有把握。即便有这种可能，也需要在足够长的时间跨度中，在足够大的空间范围内，亲力亲为，倾注心血，并加以实践和开示。而且，在这过程中还不能犯错误，成功只有一次机会。

用彼得·蒂尔的话说，科技和商业史上的每个重要时刻都只有一次机会。按照 德鲁克的说法，知识劳动者本质上是自我引导的，不能像福特那样，用胡萝卜加大棒进行驱使。

能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知识劳动者的自我引导力量？与知识功劳动者能不能肝胆相照？作为高层管理者，梅奥兄弟已经尽力了，他们能做的事情都做了，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了，即所谓尽人事、听天命。

在金钱本位的世界里，这样做确实风险很大。绝大多数老板不敢把自已托付给员工，像夫妻一样，同甘共苦，风雨同舟。大部分老板能做到的是，把员工当作生意伙伴，有钱一起挣，有利大家分。

当梅奥兄弟着手治理属下诊所的时候，也就是希望那些诊所的合伙人或医生放弃股权的时候，一些人开始有意见了。这世界好像就是这样，为了长期发展，为了共同的事业，让大家都放弃股权太难了。

天堂和人间的区别就在于，要想建立人间天堂太难了。 后来，随着管理实践的一步步展开，以及合乎逻辑的系统治理，认同和拥护的人越来越多，现如今，梅奥诊所已经成为医疗行业的典范。

由此而论，人类社会繁衍到今天，靠的不是人云亦云的常识，而是少数弄懂道理的思想家及其成功经验的示范。 华为的经验可以作为一种旁证。

华为通过稀释创业者的股权比例，建立起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，把更多的知识劳动者绑在共同的事业上。 从而，绝大多数知识劳动者愿意按照企业长期价值的最大化，持续加强对共同事业的投入，尤其是对技术领域加大投入。

如果企业的老板拥有绝大部分股权，那他本人就很难保持公司的立场，很难按照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，加大资本和资源的投入。 由此而论，一个人想要觉悟，想要活明白，是很困难的。 百年企业凤毛麟角，这不是危言耸听。

梅奥兄弟想得比较明白，唯有这样，才能让所有人放弃股权，从而摆脱一年一度的分红麻烦，摆脱金钱驱动的逻辑，促使全体员工进入更高的精神层面，去体验丰富多彩的人生。

可以断言，金钱驱动的逻辑，迟早会断送企业的前程。梅奥兄弟是幸运的，他们选择并网罗了一批有精神追求的知识工作者，而不是一群掉在钱眼里的人。他们懂得精神生活的重要性，包括集体的智慧、同事的友善和患者的感恩等所带来的愉悦。威廉·梅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道，自己从放弃中获得了更多。

舒马赫说， 除了精神领域，人们不可能得到满足。按照叔本华的说法， 满足只是暂时性的，满足之后更多的是空虚、不安和焦虑。

在产业社会，唯有善举和善意，才能赢得普遍而持久的尊敬，激励更多的人向着更高的文明前行。一百年过去了，梅奥兄弟当年破解的命题，现正摆在诸多企业老板面前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梅奥诊所的经验不是过去的而是现实的，不是道德垂范而是经济法则。

四、梅奥诊所的实践

有人劝企业老板说，你要是当不了董事长，就在企业中当个大哥，当个做生意的老大。 老大代表个人，董事长代表公司，董事长必须要有公司立场。古代开明的皇帝都知道这一点， 朕是朕，江山社稷是江山社稷，两者是分开的。不代表自己，就代表公司；代表自己就是老大，代表公司就是董事长。

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董事长？关键是觉悟。

1919年，威廉·梅奥像往常一样召开了员工周例会。他向大家宣布，他和弟弟查理博士签署了赠予协议，把梅奥诊所的全部资产归属于梅奥资产协会，以确保梅奥诊所能够坚守一贯的价值主张，并获得可持续发展。

这一举动使梅奥诊所的意义，远远超越了个人合伙事业和家族医术传承的范畴。

它成为一个公众企业，一个对天下大众、圣弗朗西斯修女，以及在梅奥诊所工作的年轻人都负有责任的机构。 梅奥兄弟选了哈威克医生作为自己的接班人，并安排他和律师一起组建了梅奥资产协会，并起草了相关的法律条文。

条文规定，梅奥资产协会是一家没有资本股权，可以永续经营的慈善机构。 协会的宗旨是，为推动医学的进步做贡献，而并非服务于个别人和集团对财富的追求。协会运营产生的净利和协会的资产，不得为任何个人或团体谋取私利。

协会由九名信托人组成，包括梅奥兄弟、诊所合伙人、哈威克医生，还有一位富有经验的律师和一位善于处理纷繁事务的商务人士。

这些人不领取报酬，并依照协会的宗旨担负起管理协会的责任，提升人类疾病和伤害的研究水平（包括病因、预防、缓解和治疗），提升卫生、医疗和公共福利的研究水平，推动医药、外科和医学教育，并广泛支持医药、外科和医学领域的研究。

信托人必须履行梅奥诊所和明尼苏达大学之前签署的协议，包括开放诊所设施的使用，同时确保诊所的运营主体仍在罗切斯特， 最终目的是建成一家全美一流的医学院，形成“教育、临床与科研”三位一体的发展之路。

梅奥兄弟及其合伙人都同意，把梅奥诊所名下的财产转归梅奥资产协会名下，并全权交由九位信托人接管。

截至1925年，梅奥诊所的财产估值为500万美元，有价证券超过了550万美元。梅奥资产协会的收入计入本金。当本金规模超过1000万美元时，信托人可以酌情将收入所得直接引向公益捐赠。

作为一家慈善机构，梅奥资产协会不必缴纳联邦税，因此要接受联邦税务官员的定期检查，以确保协会的收入不会非法进入个人腰包。

之后，梅奥兄弟俩开始着手对旗下的诊所进行改造，要求各个诊所不能从收入中分红派息。

这意味着每一个合伙人都必须放弃股权，和员工一样领取固定工资。

在梅奥兄弟俩的推动下，梅奥诊所完成了公司制的改造，完成了从合伙制到公司制的转变，一种没有股权也没有利润分享的公司制。

当然，梅奥兄弟采用的是自愿的方式，由每个诊所的合伙人自行做出选择，或者加入梅奥诊所的资产协会，或者退出梅奥诊所的公司体系。

之后，梅奥资产协会与各个诊所签订了正式租赁协议，将梅奥大楼及所有设备全部租借给各个诊所。同时，为了避免各个诊所随意提升员工工资，侵蚀诊所的利润，协议中还规定，所有员工的薪水必须经过梅奥资产协会的审议批准。

梅奥兄弟俩都希望给员工以合理的报酬，并做到老有所养，但不希望他们的子女在应该工作的时候荒度人生，不希望他们的子女在应该工作的时候待在迈阿密的海滩。

威廉·梅奥担心业已建立起来的企业宗旨，包括善待患者、善待员工的原则，能否传承下去，现在这批合伙人去世以后怎么办。

他认为，应该把这个责任赋予更多的员工，教育他们理解梅奥诊所所面对的问题和政策逻辑。他建议， 从员工中选拔人才，围绕业务流程组建各种委员会，担负起管理事务。选拔优秀的员工，参与到管理事务中来，曾遭到监管委员会成员的强烈反对。

梅奥兄弟采取的策略是，先不急于组建各种委员会，而是给出足够的时间，先梳理各项业务，从中发现一系列的改进和改善的机会，并对委员会制度及其作用进行研究，包括对关键的概念进行测试，以统一大家的认识。这是1923～1924年的事情。

许多梅奥人也不认同这一改革，认为委员会制度以及员工参与管理没有意义，到头来，还是威廉博士一个人说了算，他是众望所归的老大。

威廉博士很清楚，从老板个性权威转向制度理性权威是个过程，需要时间。他并不相信革命，认为各诊所制度化理性的运行机制在没有达到满意之前，他必须掌控大局，施加个人的影响力，来推进改革及其制度的建设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终于看到了好的结果，员工参与管理的意识越来越强，真知灼见越来越多，而管理当局对员工的意见和建议越来越重视，响应的速度也越来越快。

如今，梅奥诊所的各种委员会多达80多个，全体员工的良知和良心真的被唤醒了。